第一百五十六章 胶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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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远东最主要的利益在于商业和航行，而为了保障这一利益，获得一个永久性的，可以驻泊军舰的据点是最好的选择。
在御前会议上，威廉提出了在中国海岸获得一个港口的主张，不过港口具体选在哪里还需要认真商榷。
对此，瓦德西向威廉转呈了普鲁士贸易大臣的报告：“我们在东亚，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确需要一个据点，因为我们的营业每年值四亿马克。在这方面，我提议在台湾南部寻找立足点，比如大鹏湾，该地区在六十年代已为奥伊伦伯爵率领的外交代表团所关注，被认为适宜并建议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
历史上，1859年普鲁士政府派往远东一个外交团，它访问了锡兰、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和爪哇等岛国和地区，途经曼谷、加尔各答等，于1862年回国。当时中国正值太平天**队与清军决战时期，他们未能进入中国大陆。代表团甚至建议“可以台湾南部居民和普鲁士军舰‘易北’号发生冲突，或以这个岛上对德国商船的偶尔袭击为借口”，占领该岛。只不过当时普鲁士的精力主要在欧洲，而且国力有限，因此未采取进一步措施。
赫伯特和比洛两人从外交层面考虑，认为台湾历来为法国、美国，现在又为日本所觊觎，虽然台湾南部的某个港口在从经济地理上看地区是十分合适的，不过“还是应该选择不和友邦冲突的地方为好”。<推荐的是舟山群岛，他们援引1870年李希霍芬教授考察中国后呈送外交部的报告说：“作为一个自由港，在一个像普鲁士的国家手里，舟山可以得到一个使人推崇的地位。就军事战略价值而言，这个口岸易于设防，位于中国沿海南北的主航道上，利用一支舰队可以控制华北及日本的海上交通。就商业价值而言，这里比邻上海，位于长江口外，经过发展，很有希望建立起一个‘德国的香港’。”
他们十分肯定的建议道：“舟山一旦归入德国的名下并以自由港开放贸易，不久就可以将上海一部分商业拉过来，并且随着中国商业利益的非常发展将渐渐超过上海。在中国沿海，最具商业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据点，只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同时也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那就是舟山。”
帝国海军总参谋部也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的讨论，台湾、澎湖列岛、大鹏湾、舟山群岛、厦门鼓浪屿、胶州湾、三门湾等都是他们讨论的对象。
海军大臣霍尔曼在给威廉的正式呈文中说道：“所谓军港者，应理解为属于德国领土主权下的国外可靠地点。这些地点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对我们的船只供给粮秣、煤、军火及其他各种需要品。有能执行一切修理任务的工场、船坞、造船厂的滑床；有能收容伤病人员的医院；能安置船上补充船员的兵营。在战争时候军港成为一切行动的基地：它们能成为舰队的集合点及据点，并为商船的安全避难所。在国外和平及有秩序的状态下，军港的利益特别表现在经济方面……”
霍尔曼提出，在中国至少要获取两个这样的军港，“一个在我们的利益范围的北部，一个在其南部”，具体地点的选择应符合几个条件：一是必须是一个宽敞的海港，各方面不受海与风的影响，并有优良的停泊地点，就海港附近土壤的性质而言，建筑货站、工场及船坞时，必须没有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二是地点必须位于主要交通线上，且有商业价值；三是在天然的特点方面，必须能提供建筑要塞的有利条件；四是尽可能避免与其他列强军港过于靠近。根据这些条件，霍尔曼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组合：一组是舟山与厦门；一组是胶州湾与大鹏湾；一组是朝鲜南端莞岛与扼守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
新任海军司令科诺尔在和威廉的谈话中则坦言，舟山实乃帝国在远东最有价值之据点，除此之外胶州湾是“第二最适宜”的地点。
对于海军方面的建议，赫伯特和比洛认为，厦门是条约口岸实不可取；大鹏湾和澎湖列岛属于台湾范围，亦不可取；莞岛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且一直被英国注意所以更是不可能。
舟山虽然也是英国梦寐以求的，但是似乎并未有明确的条约。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得到日本支持的情况下，德国未必不会获得这一宝地。
两人也坦诚，如果舟山实不可得，则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胶州湾，因为那个地方虽然说不上优良，但胜在阻力较小，除了中国政府外再没有哪个国家会特别反对。
对于中国地盘上的东西，威廉自问比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们懂得多一些。
不过赫伯特的结论倒是不差，舟山的确是中国沿海形胜之地，只不过长江口一带乃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最大端，德国占据舟山等于给长江航运上了一把锁头，钥匙却不在英国人手上，所以英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其实，英国也深刻了解舟山的价值。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曾攻占定海，之后由于一场疫病的爆发，全军减员三分之二，这种情况下，义律才被迫撤回香港。不过，英国既然无法获得，其他国家自然也别想占据。1846年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规定：“中国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他国；舟山等岛若受他国侵伐，英国给以保护。”
当驻北京公使巴兰德从李鸿章那里确认了英国和中国之间确实有关于舟山的保护协定时，威廉也只能无奈的放弃，并退而求其次选择胶州湾。
比洛在请示了威廉后，旋即以秘电训令巴兰德：“万望获得胶州湾为盼”。
在收到训令后，德国驻北京公使巴兰德进一步和李鸿章展开会晤，明确向后者提出了关于德**舰在胶州湾“驻泊”的问题。
在当前日益紧张的局势下，李鸿章在和庆亲王商议后，迅速应允了巴兰德的要求。不过，两人最终的口头协议是：若中日两国开战，则战后中国政府愿将胶州湾交与德国作为战前军售的酬谢；若两国在半年内未开战，则中国政府无需负担此项义务。
在李鸿章看来，英国的调停是可以依靠的，而且多了两条新舰也可从气势上震慑日本，并表明和德国的“良好关系”使日本政府投鼠忌器。这对他促和的主张大有裨益。
即便做最坏的打算，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那么两条新舰一定可以发挥不小的作用，乃至于付出胶州湾的代价未必不值。
庆亲王奕劻也觉得，在此关键时刻交好德国实为大清一大臂助，答应德国人的要求乃是进退有据之良策。
一天后，“副王已允诺”的密电发回柏林，比洛在第一时间便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威廉。
威廉自然十分高兴，这意味着德国将比历史上提前三年占领胶州湾。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山东半岛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将加速成为德国良好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产地。
随后，瓦德西大笔一挥，允准了伏尔铿船厂的对华军售案，并同意许景澄提出的两船保送到华的各种请求。双方约定，两船出厂后将悬挂德国商船旗，由德国船长开往上海交给中方，中途出现任何事故由德国船厂负责。
对于许景澄为获得军舰而四处奔走，日本公使青木周藏自然也是看在眼里。为此，他特意拜访了伏尔铿船厂说明了日本的愿望和要求，并且提出无论中国人出价几许，日方都愿加价买下。
不过此时是否卖舰，或者卖给谁，早已不是伏尔铿船厂的经理所能左右。
青木虽然为此事专门拜会了赫伯特，不过后者却把皮球又踢给了船厂，因为巴兰德没有传回确定的情报前他的确无法回复青木。
当胶州湾的事情最终敲定后，船厂也就自然而然的以中国订货在前为由拒绝了青木的要求。此举使日本方面甚为不满，不过随后赫伯特坦言告诉青木：“在日军的强势海军面前，两条千吨炮舰不足挂齿。当今英国政府调和之心甚强，德国已数次拒绝了联合调停的建议，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拒绝对清国的军售，势必引起英国的怀疑。那可是要坏大事的！”
而后，赫伯特再次重申了德国支持日本对中国开战的立场，并强调“若有其他欧洲大国插手战争并向日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德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
既然德国已经做出决定，青木也只好就此作罢。毕竟，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同盟从来都是不对等的。</dd>
德国在远东最主要的利益在于商业和航行，而为了保障这一利益，获得一个永久性的，可以驻泊军舰的据点是最好的选择。
在御前会议上，威廉提出了在中国海岸获得一个港口的主张，不过港口具体选在哪里还需要认真商榷。
对此，瓦德西向威廉转呈了普鲁士贸易大臣的报告：“我们在东亚，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确需要一个据点，因为我们的营业每年值四亿马克。在这方面，我提议在台湾南部寻找立足点，比如大鹏湾，该地区在六十年代已为奥伊伦伯爵率领的外交代表团所关注，被认为适宜并建议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
历史上，1859年普鲁士政府派往远东一个外交团，它访问了锡兰、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和爪哇等岛国和地区，途经曼谷、加尔各答等，于1862年回国。当时中国正值太平天**队与清军决战时期，他们未能进入中国大陆。代表团甚至建议“可以台湾南部居民和普鲁士军舰‘易北’号发生冲突，或以这个岛上对德国商船的偶尔袭击为借口”，占领该岛。只不过当时普鲁士的精力主要在欧洲，而且国力有限，因此未采取进一步措施。
赫伯特和比洛两人从外交层面考虑，认为台湾历来为法国、美国，现在又为日本所觊觎，虽然台湾南部的某个港口在从经济地理上看地区是十分合适的，不过“还是应该选择不和友邦冲突的地方为好”。<推荐的是舟山群岛，他们援引1870年李希霍芬教授考察中国后呈送外交部的报告说：“作为一个自由港，在一个像普鲁士的国家手里，舟山可以得到一个使人推崇的地位。就军事战略价值而言，这个口岸易于设防，位于中国沿海南北的主航道上，利用一支舰队可以控制华北及日本的海上交通。就商业价值而言，这里比邻上海，位于长江口外，经过发展，很有希望建立起一个‘德国的香港’。”
他们十分肯定的建议道：“舟山一旦归入德国的名下并以自由港开放贸易，不久就可以将上海一部分商业拉过来，并且随着中国商业利益的非常发展将渐渐超过上海。在中国沿海，最具商业价值和战略意义的据点，只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同时也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可能，那就是舟山。”
帝国海军总参谋部也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的讨论，台湾、澎湖列岛、大鹏湾、舟山群岛、厦门鼓浪屿、胶州湾、三门湾等都是他们讨论的对象。
海军大臣霍尔曼在给威廉的正式呈文中说道：“所谓军港者，应理解为属于德国领土主权下的国外可靠地点。这些地点在任何时候有可能对我们的船只供给粮秣、煤、军火及其他各种需要品。有能执行一切修理任务的工场、船坞、造船厂的滑床；有能收容伤病人员的医院；能安置船上补充船员的兵营。在战争时候军港成为一切行动的基地：它们能成为舰队的集合点及据点，并为商船的安全避难所。在国外和平及有秩序的状态下，军港的利益特别表现在经济方面……”
霍尔曼提出，在中国至少要获取两个这样的军港，“一个在我们的利益范围的北部，一个在其南部”，具体地点的选择应符合几个条件：一是必须是一个宽敞的海港，各方面不受海与风的影响，并有优良的停泊地点，就海港附近土壤的性质而言，建筑货站、工场及船坞时，必须没有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二是地点必须位于主要交通线上，且有商业价值；三是在天然的特点方面，必须能提供建筑要塞的有利条件；四是尽可能避免与其他列强军港过于靠近。根据这些条件，霍尔曼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组合：一组是舟山与厦门；一组是胶州湾与大鹏湾；一组是朝鲜南端莞岛与扼守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
新任海军司令科诺尔在和威廉的谈话中则坦言，舟山实乃帝国在远东最有价值之据点，除此之外胶州湾是“第二最适宜”的地点。
对于海军方面的建议，赫伯特和比洛认为，厦门是条约口岸实不可取；大鹏湾和澎湖列岛属于台湾范围，亦不可取；莞岛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且一直被英国注意所以更是不可能。
舟山虽然也是英国梦寐以求的，但是似乎并未有明确的条约。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得到日本支持的情况下，德国未必不会获得这一宝地。
两人也坦诚，如果舟山实不可得，则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胶州湾，因为那个地方虽然说不上优良，但胜在阻力较小，除了中国政府外再没有哪个国家会特别反对。
对于中国地盘上的东西，威廉自问比这些金发碧眼的家伙们懂得多一些。
不过赫伯特的结论倒是不差，舟山的确是中国沿海形胜之地，只不过长江口一带乃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最大端，德国占据舟山等于给长江航运上了一把锁头，钥匙却不在英国人手上，所以英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其实，英国也深刻了解舟山的价值。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曾攻占定海，之后由于一场疫病的爆发，全军减员三分之二，这种情况下，义律才被迫撤回香港。不过，英国既然无法获得，其他国家自然也别想占据。1846年的《英军退还舟山条约》规定：“中国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他国；舟山等岛若受他国侵伐，英国给以保护。”
当驻北京公使巴兰德从李鸿章那里确认了英国和中国之间确实有关于舟山的保护协定时，威廉也只能无奈的放弃，并退而求其次选择胶州湾。
比洛在请示了威廉后，旋即以秘电训令巴兰德：“万望获得胶州湾为盼”。
在收到训令后，德国驻北京公使巴兰德进一步和李鸿章展开会晤，明确向后者提出了关于德**舰在胶州湾“驻泊”的问题。
在当前日益紧张的局势下，李鸿章在和庆亲王商议后，迅速应允了巴兰德的要求。不过，两人最终的口头协议是：若中日两国开战，则战后中国政府愿将胶州湾交与德国作为战前军售的酬谢；若两国在半年内未开战，则中国政府无需负担此项义务。
在李鸿章看来，英国的调停是可以依靠的，而且多了两条新舰也可从气势上震慑日本，并表明和德国的“良好关系”使日本政府投鼠忌器。这对他促和的主张大有裨益。
即便做最坏的打算，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那么两条新舰一定可以发挥不小的作用，乃至于付出胶州湾的代价未必不值。
庆亲王奕劻也觉得，在此关键时刻交好德国实为大清一大臂助，答应德国人的要求乃是进退有据之良策。
一天后，“副王已允诺”的密电发回柏林，比洛在第一时间便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威廉。
威廉自然十分高兴，这意味着德国将比历史上提前三年占领胶州湾。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山东半岛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将加速成为德国良好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产地。
随后，瓦德西大笔一挥，允准了伏尔铿船厂的对华军售案，并同意许景澄提出的两船保送到华的各种请求。双方约定，两船出厂后将悬挂德国商船旗，由德国船长开往上海交给中方，中途出现任何事故由德国船厂负责。
对于许景澄为获得军舰而四处奔走，日本公使青木周藏自然也是看在眼里。为此，他特意拜访了伏尔铿船厂说明了日本的愿望和要求，并且提出无论中国人出价几许，日方都愿加价买下。
不过此时是否卖舰，或者卖给谁，早已不是伏尔铿船厂的经理所能左右。
青木虽然为此事专门拜会了赫伯特，不过后者却把皮球又踢给了船厂，因为巴兰德没有传回确定的情报前他的确无法回复青木。
当胶州湾的事情最终敲定后，船厂也就自然而然的以中国订货在前为由拒绝了青木的要求。此举使日本方面甚为不满，不过随后赫伯特坦言告诉青木：“在日军的强势海军面前，两条千吨炮舰不足挂齿。当今英国政府调和之心甚强，德国已数次拒绝了联合调停的建议，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拒绝对清国的军售，势必引起英国的怀疑。那可是要坏大事的！”
而后，赫伯特再次重申了德国支持日本对中国开战的立场，并强调“若有其他欧洲大国插手战争并向日本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德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
既然德国已经做出决定，青木也只好就此作罢。毕竟，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同盟从来都是不对等的。</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