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 宗教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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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他又给大明送去了一纸假象，吩咐手下带着二百匹骏马直奔嘉峪关，一是为了收集地形资料，二是给大明皇帝进贡并负责解释帖木儿汗国出兵的缘由。()
那二百匹骏马是贡马，而这次出兵的理由则是为了帮助天朝上国的大明剿灭蒙元残余，维护大明王朝的正统而已。为了让大明相信自己的来意，帖木儿在国书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拿出了自己屠杀蒙古人的种种事迹，来表明自己对大明毫无恶意。
谁也不知道帖木儿为什么这么说，就算是不在乎使节的死活，那也要尊重大明上下的智商吧，这种愚蠢的事情，从一个侵略者的嘴里说出来，是那么的可笑，但是更可笑的就是帖木儿还将这种说法当成真理，从《古兰经》内找到了理由。
但是一个月后，哈密失陷的消息传回京师，再半个月，帖木儿的贡品和国书也传到了南京城内，内阁迅速得到了皇帝的召见。
在感叹帖木儿可笑的同时，也感到了其的心思机巧，用二百匹骏马和一封书信，就表明了一个立场，他这次的侵略是正当的，帖木儿对大明没有野心，反对的只是蒙元残余而已。也就是说他维护大明王朝的正统，而不承认蒙元残余的合法性，这只是对于蒙元的宣战，而不是对于大明的宣战。
当然，一手由朱元璋组建的内阁，不会被这样的言辞欺骗，帖木儿的这种伎俩，在罗马帝国或者是一些提倡所谓民主的国家可能能起到一定的离间作用，但对于大明，内阁成员们对于这个老调重弹的话题，心里没有丝毫波澜。
虽然这些人淹没在汉人的海洋中，不敢过于明显的暴露出真实面目，但已经引起了大明朝廷上下的警觉。
这股人群不是太显眼。也对于大明的统治造不成什么威胁，但是要是造谣生事却是一些好手，而且不易被发现，因为回回人基本上和汉人从相貌上分别不大，除了一些风俗习惯之外，别的几乎是一样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狂热的宗教信仰。使他们有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念头，去做一些在平常人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比如远在万里之外的帖木儿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因为同样的信仰，却使他们不遗余力的为帖木儿造势。而且是冒着杀头的危险。
锦衣卫的种种情报表明，这些伊斯兰教的信徒们。还在影响着有些汉人的意志，而这个消息才引起了大明朝廷上下的重视。
经过内阁合议、朱元璋终于做出决定。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从湖广都司、云南都司再调集八万余人至陕西练兵备战。同期物资依循前例配备。并加紧武刚车的制造和押运。争取再明年之前，将武刚车的数量提升至一万辆。
同时，霰弹枪和火炮的数量也在增加之中，并逐步开始往辽东都司输送，朱元璋在做这一切的同时。在京师驸马府中的庞煌开始冷静的考虑怎么应对伊斯兰教信徒的小动作，虽然来自于另一个时空的灵魂，不想去用愚民政策去玩弄民心。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他开始重新审视信仰的力量了。
回顾一下，帖木儿通过伊斯兰教，聚拢了大量人心，用信仰发动所谓的圣战，并得到了狂热的支持。而另一个时空中他所知道的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基督教等宗教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导了政治的发展，因此成为宗教、政治、社会、与历史等各方研究者均感兴趣的课题。
而现在的大明更是一样，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百姓的文化层次就不用多说，更容易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宗教人士之言。()
而朱元璋前几年大力打击佛教。对于其他宗教比如说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信仰等等却也不是很提倡，导致了在此时的大明，任何宗教都没有受到欢迎，这可能是一个一个平民出身皇帝固有的思想弊病吧。
此时认真的去反思。才觉得要正确引导民众的信仰，自己的信仰就是改变历史的自信。而官员们的信仰就是自己这个皇帝所赐予的权力，而朱元璋却轻易的剥夺了民间百姓信仰的权力。导致了除了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兴起，但是又处于比较畸形的状态下成长。
朱元璋在明朝初年制定了对于各制度化宗教“神道设教”、限制利用的基本政策作为祖训。而自己除了打压佛教之外，没有想到过去疏导民众的信仰宣泄，这才是最根本的。此时庞煌才感觉到，宗教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怎么合理的利用宗教，达到引导信仰的问题呢？
庞煌连续拜访了方孝孺、解缙以及当时的几个大儒，询问关于宗教的问题，为此，不顾自己以前所限制佛教发展的意图，特地还拜见了几个僧人，以及道士作为参考之用。
经过各种资料的汇集，才知道佛教为大明最主要的宗教，其地位显著，流行普遍，都在道教及其他宗教以上。
这样以来，大明在朱元璋不提倡宗教的政策下，对于佛教的限制在于其社会影响力，包括僧人的数量控制、寺院的数量、寺院经济对大明财政的影响等等，其次才是僧人对大明官员的影响。
在打压佛教的同时，但却没有扶植其他宗教，也不能不说这是朱元璋的一个败笔，这导致了民间对于伊斯兰教的容纳，再加上驱逐蒙元时，华夏大地上种族的驳杂，导致了民间对其的同情，甚至是接受。
这是作为一个穿越者所不能容忍的，本来对于宗教不感兴趣的庞煌，也不能容忍，他现在清楚的看到，要想彻底的禁绝宗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建立起一个本土的，由国家扶植的宗教势在必行了。
洪武元年朱元璋立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置道录司，掌天下道教。道录司设左右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各二人，其中正一官品最高。为正六品，显示出对正一道的器重。地方上则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管理道教。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由道行高洁、精通经戒的道士担任，负责检束道士行为，核实道观和道士名数，道士申请度牒等事务。
而佛教亦然，成立了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宜。两司都属于礼部管辖。
庞煌作为曾经宗人府的宗正。当然熟悉朝廷这些编制，为此他召见道录司中各级官员问事，并要求其作出佛、道总结。找出两者的分别。得出：
佛教的普世性超过道教，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而道教的“拯救”途径，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专门的修炼，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
庞煌考虑良久。他有些担心，大明以儒教为立国常经，兼用佛教、道教“阴翊王度”。害怕皇帝由伊斯兰教引起谣言，作出本末倒置的事情。
庞煌总结出，对于宗教应该取容纳、利用、控制方针，但始终不能使宗教左右国家政务。而对于伊斯兰教的偶然现象，他认为伊斯兰教在民间相对封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
之前皇上打压佛教，儒家诸人虽然大都有佛门中的朋友，但是却未多言，那是因为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大明的生活中，但其与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息，两者的思想还是有矛盾的产生。
儒家讲的是入世，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
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原，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
所以儒家诸人虽然有佛教的朋友，但绝对不至于站出来为其摇旗呐喊。甚至还会为皇上的圣明感到高兴。但是这次不同，儒家绝对不希望皇帝再陷入到宗教的漩涡之中。
道教从前唐时的国教，为何会被一个外来宗教挤兑的抬不起头，这件事就要从道家的起源开始说起了。
庞煌拜见了正一教的现任掌教张宇初，这个才四十九岁的掌教，已经风尘仆仆的奉召由龙虎山赶来拜见当今的洪武皇帝。
张宇初洪武十年继任为正一教的第四十三代掌教，洪武十三年敕受“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总领天下道教事。能受到皇帝的私下接见，张宇初有些受宠若惊，听到皇上的问题，当然是口若悬河了。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派生，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汉朝，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亦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之正统；南朝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谣，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的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之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即指：第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第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第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佛教的大浩劫。
一直到了宋朝结束，都是道家领先，但是佛教凭着普世性顽强的坚持下来，宣扬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用此来走民间路线，得到了本来就家无余财的百姓大力支持，从而让历朝各代不能下决心将其禁绝。
而道教的修炼，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只适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因此虽然一直排在佛教之前。却因为起步太高，收到了士大夫和官员们的支持，也得到了执政者的支持，但就是形不成规模。
一直到宋朝灭亡。基本上就没有再起过很大的冲突，可是一切都随着蒙元的入侵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一个庞煌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名字出现了，那就是另一个时空中，金大侠笔下的长春真人丘处机。
丘处机自号“长春子”，曾拜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师，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后来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门。外人尊称“长春真人”。
年届七旬的丘处机鹤发童颜、碧眼方瞳，外界纷纷传说他精通“长生不老之术”和“治天下之术”。这些传言也传到了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国的成吉思汗耳朵里。
此时的成吉思汗已是耳顺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将至，身边人又向他进言：丘处机行年三百余岁，肯定有长生之术。这样的神仙应该赶紧请来。于是，嘉定十二年，成吉思汗写下一封言词谦虚、恳切的诏书，派刘仲禄前去邀请丘处机。
起初，接到诏书的长春真人颇感为难，全真教一向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不希望与乱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但是长春真人想到借机为民请命，劝蒙古人少杀无辜。也是为了全真教的发展，最终决定应诏。
嘉定十五年初夏，长春真人终于到达了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地向他讨要长生之术和长生不老药。丘处机显然早有心理准备，他说：“世界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卫生之道。”而卫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宁静。”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长春真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猎射杀一只野猪时突然马失前蹄，可野猪却不敢扑向成吉思汗。事后，长春真人便入谏说：“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现在圣寿已高，应该少出去打猎。坠马，正是上天告诫陛下。而野猪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护着陛下。”成吉思汗对此十分信服，告诉左右人说：“只要是神仙的劝告，以后都照做。”成吉思汗过桥时，桥一下子被雷劈断了。长春真人便说，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顺父母的蒙古人。于是，成吉思汗就诏告国人，听从神仙的指示，要尽孝道。长春真人还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
长春真人最后完全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可，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蛮夷对汉人的残酷杀戮。
嘉定十六年春，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个年头。由于思念故土，长春真人决定东归。成吉思汗赐给他许多金银财宝，却遭到谢绝。于是，成吉思汗下诏免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并命燕京行省将原金朝的御花园赏给全真教建造宫观。
而此时，他又给大明送去了一纸假象，吩咐手下带着二百匹骏马直奔嘉峪关，一是为了收集地形资料，二是给大明皇帝进贡并负责解释帖木儿汗国出兵的缘由。()
那二百匹骏马是贡马，而这次出兵的理由则是为了帮助天朝上国的大明剿灭蒙元残余，维护大明王朝的正统而已。为了让大明相信自己的来意，帖木儿在国书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拿出了自己屠杀蒙古人的种种事迹，来表明自己对大明毫无恶意。
谁也不知道帖木儿为什么这么说，就算是不在乎使节的死活，那也要尊重大明上下的智商吧，这种愚蠢的事情，从一个侵略者的嘴里说出来，是那么的可笑，但是更可笑的就是帖木儿还将这种说法当成真理，从《古兰经》内找到了理由。
但是一个月后，哈密失陷的消息传回京师，再半个月，帖木儿的贡品和国书也传到了南京城内，内阁迅速得到了皇帝的召见。
在感叹帖木儿可笑的同时，也感到了其的心思机巧，用二百匹骏马和一封书信，就表明了一个立场，他这次的侵略是正当的，帖木儿对大明没有野心，反对的只是蒙元残余而已。也就是说他维护大明王朝的正统，而不承认蒙元残余的合法性，这只是对于蒙元的宣战，而不是对于大明的宣战。
当然，一手由朱元璋组建的内阁，不会被这样的言辞欺骗，帖木儿的这种伎俩，在罗马帝国或者是一些提倡所谓民主的国家可能能起到一定的离间作用，但对于大明，内阁成员们对于这个老调重弹的话题，心里没有丝毫波澜。
虽然这些人淹没在汉人的海洋中，不敢过于明显的暴露出真实面目，但已经引起了大明朝廷上下的警觉。
这股人群不是太显眼。也对于大明的统治造不成什么威胁，但是要是造谣生事却是一些好手，而且不易被发现，因为回回人基本上和汉人从相貌上分别不大，除了一些风俗习惯之外，别的几乎是一样的。
就因为这个原因，狂热的宗教信仰。使他们有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念头，去做一些在平常人看起来很愚蠢的事情，比如远在万里之外的帖木儿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不过是因为同样的信仰，却使他们不遗余力的为帖木儿造势。而且是冒着杀头的危险。
锦衣卫的种种情报表明，这些伊斯兰教的信徒们。还在影响着有些汉人的意志，而这个消息才引起了大明朝廷上下的重视。
经过内阁合议、朱元璋终于做出决定。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从湖广都司、云南都司再调集八万余人至陕西练兵备战。同期物资依循前例配备。并加紧武刚车的制造和押运。争取再明年之前，将武刚车的数量提升至一万辆。
同时，霰弹枪和火炮的数量也在增加之中，并逐步开始往辽东都司输送，朱元璋在做这一切的同时。在京师驸马府中的庞煌开始冷静的考虑怎么应对伊斯兰教信徒的小动作，虽然来自于另一个时空的灵魂，不想去用愚民政策去玩弄民心。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他开始重新审视信仰的力量了。
回顾一下，帖木儿通过伊斯兰教，聚拢了大量人心，用信仰发动所谓的圣战，并得到了狂热的支持。而另一个时空中他所知道的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基督教等宗教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导了政治的发展，因此成为宗教、政治、社会、与历史等各方研究者均感兴趣的课题。
而现在的大明更是一样，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百姓的文化层次就不用多说，更容易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宗教人士之言。()
而朱元璋前几年大力打击佛教。对于其他宗教比如说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信仰等等却也不是很提倡，导致了在此时的大明，任何宗教都没有受到欢迎，这可能是一个一个平民出身皇帝固有的思想弊病吧。
此时认真的去反思。才觉得要正确引导民众的信仰，自己的信仰就是改变历史的自信。而官员们的信仰就是自己这个皇帝所赐予的权力，而朱元璋却轻易的剥夺了民间百姓信仰的权力。导致了除了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兴起，但是又处于比较畸形的状态下成长。
朱元璋在明朝初年制定了对于各制度化宗教“神道设教”、限制利用的基本政策作为祖训。而自己除了打压佛教之外，没有想到过去疏导民众的信仰宣泄，这才是最根本的。此时庞煌才感觉到，宗教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
但是怎么合理的利用宗教，达到引导信仰的问题呢？
庞煌连续拜访了方孝孺、解缙以及当时的几个大儒，询问关于宗教的问题，为此，不顾自己以前所限制佛教发展的意图，特地还拜见了几个僧人，以及道士作为参考之用。
经过各种资料的汇集，才知道佛教为大明最主要的宗教，其地位显著，流行普遍，都在道教及其他宗教以上。
这样以来，大明在朱元璋不提倡宗教的政策下，对于佛教的限制在于其社会影响力，包括僧人的数量控制、寺院的数量、寺院经济对大明财政的影响等等，其次才是僧人对大明官员的影响。
在打压佛教的同时，但却没有扶植其他宗教，也不能不说这是朱元璋的一个败笔，这导致了民间对于伊斯兰教的容纳，再加上驱逐蒙元时，华夏大地上种族的驳杂，导致了民间对其的同情，甚至是接受。
这是作为一个穿越者所不能容忍的，本来对于宗教不感兴趣的庞煌，也不能容忍，他现在清楚的看到，要想彻底的禁绝宗教是不可能的，那么只有建立起一个本土的，由国家扶植的宗教势在必行了。
洪武元年朱元璋立玄教院，洪武十五年改置道录司，掌天下道教。道录司设左右正一、演法、至灵、玄义等官各二人，其中正一官品最高。为正六品，显示出对正一道的器重。地方上则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管理道教。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由道行高洁、精通经戒的道士担任，负责检束道士行为，核实道观和道士名数，道士申请度牒等事务。
而佛教亦然，成立了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宜。两司都属于礼部管辖。
庞煌作为曾经宗人府的宗正。当然熟悉朝廷这些编制，为此他召见道录司中各级官员问事，并要求其作出佛、道总结。找出两者的分别。得出：
佛教的普世性超过道教，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而道教的“拯救”途径，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专门的修炼，其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
庞煌考虑良久。他有些担心，大明以儒教为立国常经，兼用佛教、道教“阴翊王度”。害怕皇帝由伊斯兰教引起谣言，作出本末倒置的事情。
庞煌总结出，对于宗教应该取容纳、利用、控制方针，但始终不能使宗教左右国家政务。而对于伊斯兰教的偶然现象，他认为伊斯兰教在民间相对封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
之前皇上打压佛教，儒家诸人虽然大都有佛门中的朋友，但是却未多言，那是因为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大明的生活中，但其与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息，两者的思想还是有矛盾的产生。
儒家讲的是入世，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
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原，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
所以儒家诸人虽然有佛教的朋友，但绝对不至于站出来为其摇旗呐喊。甚至还会为皇上的圣明感到高兴。但是这次不同，儒家绝对不希望皇帝再陷入到宗教的漩涡之中。
道教从前唐时的国教，为何会被一个外来宗教挤兑的抬不起头，这件事就要从道家的起源开始说起了。
庞煌拜见了正一教的现任掌教张宇初，这个才四十九岁的掌教，已经风尘仆仆的奉召由龙虎山赶来拜见当今的洪武皇帝。
张宇初洪武十年继任为正一教的第四十三代掌教，洪武十三年敕受“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大真人”，总领天下道教事。能受到皇帝的私下接见，张宇初有些受宠若惊，听到皇上的问题，当然是口若悬河了。
道教以“道”名教，或言老庄学说，或言内外修炼，或言符箓方术，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派生，即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具体而言，是从“天”、“地”、“人”、“鬼”四个方面展开教义系统的。
佛道之争最早见于汉朝，迦摄摩腾与诸道士论难；三国时代，曹植作‘辩道论’批难神仙说之诈妄；西晋时，帛远与道士王浮间亦有佛道之争，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经》，然争论之白热化则在南北朝以后，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开创新天师道，并使之国教化，确立道教之正统；南朝陆修静、梁之陶弘景对教学整备及道教经典整理予以体系化，对社会之影响亦相对增加，而足以与佛教相抗衡，其论争焦点系以‘夷夏论’为中心，争论舍华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道士顾欢著《夷夏论》，引致明僧绍著《正二教论》、慧通著《驳顾道士夷夏论》以辟谣，又有张融著《门律》，主张道佛一致。而以道教为本，佛教为迹，提倡本迹说，然就二者优劣而言，主张道教居优位。
然于北朝，佛道之抗争不仅为双方之论争而已，更加上当权者的政策压迫。此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中，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之摧残佛教。
三武灭佛即指：第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谦之清静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怂恿，乃下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第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于天下，听信道士张宾与元嵩之言，决心灭佛。第三，唐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拆佛寺四千六百余所，迫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还俗。收充两税户。为佛教的大浩劫。
一直到了宋朝结束，都是道家领先，但是佛教凭着普世性顽强的坚持下来，宣扬一切众生，都可以简单的方式从中求取寄托，适合所有信众，尤其是各种意义上的弱势人群，妇女、老人、残疾者等等。都无须特别的资财、时间就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用此来走民间路线，得到了本来就家无余财的百姓大力支持，从而让历朝各代不能下决心将其禁绝。
而道教的修炼，则很大程度上依靠一定的时间和物质条件，也更近于“术”，这就使它适合的范围小于佛教。只适合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因此虽然一直排在佛教之前。却因为起步太高，收到了士大夫和官员们的支持，也得到了执政者的支持，但就是形不成规模。
一直到宋朝灭亡。基本上就没有再起过很大的冲突，可是一切都随着蒙元的入侵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一个庞煌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名字出现了，那就是另一个时空中，金大侠笔下的长春真人丘处机。
丘处机自号“长春子”，曾拜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为师，是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后来成为全真教第五任掌门。外人尊称“长春真人”。
年届七旬的丘处机鹤发童颜、碧眼方瞳，外界纷纷传说他精通“长生不老之术”和“治天下之术”。这些传言也传到了率军西征花剌子模国的成吉思汗耳朵里。
此时的成吉思汗已是耳顺之年，感到精力日衰、老之将至，身边人又向他进言：丘处机行年三百余岁，肯定有长生之术。这样的神仙应该赶紧请来。于是，嘉定十二年，成吉思汗写下一封言词谦虚、恳切的诏书，派刘仲禄前去邀请丘处机。
起初，接到诏书的长春真人颇感为难，全真教一向主张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不希望与乱世的政治有任何瓜葛。但是长春真人想到借机为民请命，劝蒙古人少杀无辜。也是为了全真教的发展，最终决定应诏。
嘉定十五年初夏，长春真人终于到达了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见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十分高兴，便开门见山地向他讨要长生之术和长生不老药。丘处机显然早有心理准备，他说：“世界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短命之人皆因“不懂卫生之道。”而卫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即“一要清除杂念，二要减少私欲，三要保持心地宁静。”
在后来二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长春真人还不断以身边小事来劝诫成吉思汗。一次，成吉思汗打猎射杀一只野猪时突然马失前蹄，可野猪却不敢扑向成吉思汗。事后，长春真人便入谏说：“上天有好生之德，陛下现在圣寿已高，应该少出去打猎。坠马，正是上天告诫陛下。而野猪不敢靠近，是上天在保护着陛下。”成吉思汗对此十分信服，告诉左右人说：“只要是神仙的劝告，以后都照做。”成吉思汗过桥时，桥一下子被雷劈断了。长春真人便说，这是上天在警告不孝顺父母的蒙古人。于是，成吉思汗就诏告国人，听从神仙的指示，要尽孝道。长春真人还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应该体恤百姓疾苦，保护黎民生命。
长春真人最后完全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可，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蛮夷对汉人的残酷杀戮。
嘉定十六年春，在成吉思汗身边呆了一个年头。由于思念故土，长春真人决定东归。成吉思汗赐给他许多金银财宝，却遭到谢绝。于是，成吉思汗下诏免除全真教徒的赋税，并命燕京行省将原金朝的御花园赏给全真教建造宫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