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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节 加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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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欢迎皇明丞相的侨民代表团中,祖籍福建南安的苑海滨站在前排,他脸上虽然挂着笑容但心里七上八下的,满怀着忧虑和不安。苑海滨的祖父在万历年就出海了,把未成年的儿子留在国内,等苑海滨的父亲成年、娶亲、生子后就也来吕宋,然后又轮到他长大跑海了。经过三代的经营,苑海滨已经成了富商,所以在明末巨变的时候他能够把南安的家人统统接出来,逃亡马尼拉。

    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无论对清廷当初有什么观感,苑海滨始终惦记着回家乡看看。而因为邓名的缘故,福建的禁海令实际上也名存实亡,三年前苑海滨返回了一趟老家,还带回了一笔银钱,想为家乡修一条路,或是建一座桥,或是赞助个私塾——数百年来有点积蓄的侨商总是这样报效家乡,或许以后几百年后还会如此。

    因为苑海滨是带着钱回去的,所以耿藩委任的南安官吏也满面笑容地出来迎接,代表全体乡亲感谢苑海滨的捐助,还表示要给他的故居上一块牌匾。苑海滨闻言大惊失色,急忙阻止:“万万不可,要是乡亲们都知道小老儿给家乡捐银子了,那将来就可能传到海外去,要是被红夷知道小老儿这么有钱,那全家就要遭殃了。”

    根据几百年来的经验,福建的侨商明白捐助家乡一定要低调、再低调,因为土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对华人都满怀嫉妒和痛恨,他们嫉妒华人的财富,因为离不开华人而痛恨。华人使得马尼拉和巴达维亚更加繁荣,周期性地掠夺华人也是马尼拉和巴达维亚的一贯政策,因为这样可以让华人挣扎在贫困线上,迫使华人去更努力地经营、繁荣当地的经济,积蓄财富等待下一次的收割。

    如果被马尼拉或是巴达维亚知道苑海滨居然有钱捐助家乡了,那他肯定要倒大霉了,而苑海滨也很清楚,家乡的官府是帮不了他的。自古以来官府从来就没帮过侨民,如果侨民不能自己设法逃回来,那官府也振振有词,侨民曾经被怀疑过是方国珍余党,曾经被认为背离仁慈君父的逆子;估计现在官府也会在冷眼旁观之余把侨民说成是大明同情者,或是对大清君父没有尽到赤子义务的弃民,被红夷和土人杀也是活该。

    “我知道你们不会管我的,我也没有指望你们管,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在苑海滨拒绝福清官府的牌匾时,他就在心里暗暗想着:“万历皇帝最后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当初信了皇上的人遭到了更残酷的屠灭——好像只有国姓爷一个人,只有他真的说到做到,因为红夷杀害台湾的福建人而出兵和红夷开战,把台湾的红夷赶走了,不过国姓爷已经去世了,国姓爷已经不在了。”

    今天站在队伍前等待皇明丞相训话时,苑海滨又一次暗暗庆幸自己当初明智地没有接受耿藩的匾额,不然这说不定又是一桩罪名,会被明军当做敌人拿下。想到这里的时候,苑海滨还是有些心虚,看到邓名在卫士的簇拥下向他们走过来时,苑海滨感到脊梁骨开始发凉,生怕对方一开口就点破了他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家乡修桥铺路的往事,然后喝令左右把自己拿下问罪。

    “皇明的官府,从来就是一个极不负责的官府。”邓名开始了他的发言:“无论是对海外的侨民,还是对国内的子民;官府对内极力搜刮民脂民膏,对外责备侨民对朝廷不够赤胆忠心,而无论是子民需要官府赈济或是侨民需要官府保护时,官府都会变得非常悭吝——如果皇明的官府不是这样冷血、残忍,中国也不会有这场大乱。皇明就是亡了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只是可叹无数百姓因为官府的缘故而遭到大难。”

    在场的侨民听众都鸦雀无声,苑海滨回忆了一下,没错,前面站着的是皇明的丞相,也是十几年来明军最著名的统帅。

    “以前皇明的官府既卑鄙又怯懦,当百姓因为苛捐杂税而求生无路时,内地只有逃荒,沿海只能背井离乡,而官府不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竭力阻挠百姓逃荒或是出海。当流民开始反抗后,官府更会横加指责,说哪怕是官员做的有那么一点点不妥,流民也应该呆在家里饿死,而不是逃荒——为了要自己活下去,就要吃甚至抢劫其他百姓的粮食,这实在太可恶了,所以官府可以不赈济、可以不免税,但流民若是敢不自行在家而是而是选择逃荒就要都杀光,而且杀得理直气壮。若是沿海百姓活不下去跑海,那被土人杀了官府也拍手叫好,谁叫你们不老老实实在国内纳皇粮服徭役?死了也是报应。”

    满场寂静无声,邓名深吸了一口气:“皇明以往的做法是错的,而帝国决心改正,帝国四川书院的陈祭酒声明,对吃不上饭的人讲道德是最大的不道德。因为我们是人,人心是肉长的而不是铁石,所以饥饿会让我们痛苦,看到儿女活活饿死更会让我们痛不欲生,为了让儿女能够活下去,我们会去杀人放火,我们宁可剥夺别人的生命也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这也将是帝国未来施政秉承的理念,我们绝不让百姓承担将会导致他们挨饿,让他们子女倒毙的赋税,帝国政府也会竭力保障基本的福利。”

    前世邓名看过一本名叫《美学》的书,该书的作者和陈佐才的思路有想近之处,也认为当人被压迫到濒死处境时,那一切为了生存而采用的行为都是道德的。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强调个人权力的右派哲学,推导出的却是为了避免这种民众自行谋生的动荡,政府必须要重视福利的左派结论,否则不道德的不是民众而是政府;而强调集体主义的左派哲学,当个人利益无论何时都在集体利益之下这种极端思维出现后,国家就有充足的理由漠视福利,并指责每一个不肯在家饿死的人是思想落后,不懂得维护集体和国家利益——从左派哲学推导出了极右的国家政策。

    “帝国有意把吕宋纳入版图,不过不是委任流官,而是用一种类似商行契约的模式来和本地的华人交易。”邓名耐心地对在场的代表解释起来。

    垦殖团的武装农民和原先的侨民一样,大都也是两广、闽浙衣食堪忧的贫民,在四川培养出的那些垦殖团领袖几十亩土地的号召下,登上海船来这个海外异域开拓。这些年来虽然四川极力鼓励移民,不过也就是几万武装农民而已,远远没法和侨民相比,如果这几十、上百万原本一盘散沙的侨民和武装农民一样阻止起来,那帝国政府在吕宋的统治才有可能稳固,给未来永远将其纳入版图奠定基础。

    所有的基层官员都像商会会长一样由侨民推举出来,地方税和国税也都由吕宋的议会来确定,而向帝国缴纳的国税数量决定吕宋地区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而吕宋总督的任命权暂时还保留在邓名或是后任的丞相手中,这个期限将长达二十年,二十年后吕宋地区的纳税人将会表决,是把总督的任命权继续交给帝国丞相五年或是由他们自行来推举。

    “吕宋政府纳税,而帝国政府提供保护——任何生意一厢情愿都做不长久,如果吕宋不纳税,那对帝国政府来说无利可图自然会渐渐舍不得花钱、流血来保护吕宋政府;而吕宋政府如果光纳税而决定不了帝国政府的国策,那我估计迟早也会想着要独立。”

    邓名虽然尽心尽力地解释,不过他猜测在场的人有可能一时脑筋仍转不过来,怎么官府不是赤裸裸地收保护费而是公平买卖了?

    “如果吕宋政府愿意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那吕宋政府需要在战时站在帝国一边,不得擅自对外开战或是媾和……此外还有一个王法问题,那就是不得违背帝国的宪法原则,不得制定无限压迫个人的法律,因为帝国认为处于饿毙边缘的人做什么都是无法预期、无法用道德约束的,所以把任何一个人压迫到这种境地,都是对帝国的威胁——伤害我们中的一个人就是伤害我们全体。”邓名已经准备好很多文书资料,等见面会结束后,这些侨民代表就会拿到详尽的合同文本,详尽地解释帝国提出的这份契约中的每一项、每一款。

    “因为畏惧路上的恶狼,所以出远门的人要结伴而行;因为孤独的人举步维艰,所以我们需要朋友。同理我们也需要国家和官府,不过为了永远地消除二十年前的惨剧和大乱,帝国决心尝试完全不同于皇明的道路,希望让每一个子民都能因为他纳过的税、他祖先纳过的税而得到回报,不至于在他的父母之邦冻饿而死;每一个海外的侨民只要报上‘我是中国人’,他就会受到异邦人尊重,他的安全就能得到最可靠的保证,知道如果敢于给他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祖国会兴师问罪——这是帝国努力的方向,你们愿意加入吗?”

    邓名并不要求侨民代表立刻回答,在会议结束后,邓名又一次问周开荒:“若是南洋的华人都同意加入帝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后果?”

    “意味着更多的女童能活下去?”周开荒嘻嘻哈哈地说道:“提督就喜欢问我这种问题,因为知道我肯定答不出来吧?”

    “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有天下大乱了。”李星汉满脸憧憬地的说道:“如果我是他们,我就会选择加入。”

    “不,我可不敢说这样就一定不会天下大乱了。”邓名笑道:“我只是担心以后就不会有大批的两广、闽浙人争先恐后地回国给家乡修桥铺路了,因为以后吕宋的华人会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了。”